蔣勳：35歲還不懂做自己，你的榜樣永遠是別人
文／盧智芳、許瓊文
30歲到35歲，我自己回想起這一段，也覺得好特別。
1976年底，我回到台灣，當時還不滿29歲。我可以去大學教書，但關於藝術的課很少。要當專任教師，必須再教些非藝術的課程，像中國通史、國父思想，我想說完蛋了，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工作？所以寧可在好幾個大學跑來跑去兼課，但教我喜歡的東西。
這有點「邊緣」的角色，讓我變得更大膽。比如我曾帶著淡江大學建築系學生做飆車調查，要他們訪問飆車族。剛開始學生覺得很難，因為在體制中順利走上來的人，忽然要跟體制外的人對話，但等到他們報告時，我卻覺得很感動，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同經驗下成長的另一群人。
我用這種既像在體制內、又像在體制外的方式教學，帶著學生關心的不是將來怎麼做個成功的建築師，而是怎麼思考人跟空間的關係。
30歲上下的我，想的不是自己怎麼進入體制，而是我在體制與非體制之間，能不能拔河得更久。
夢想與體制之間的平衡
當時的我們一無所有，社會也沒有安排好位置要我們坐在上面。一無所有帶來的狂喜是一切從零開始，所以不怕失去。這反而是種生命力，讓我們敢大膽地有各種「非分之想」。
夢想跟體制，就像天平的兩端，怎麼樣讓它微妙平衡，是我在這一代身上看到的兩難。這幾年我常到竹科上課，有點在扮演讓天平搖動的角色。我知道大家要的是體制，但我又要告訴大家，當你在體制內愈成功、愈順利，生命力愈容易被削減。
這是個矛盾，包括我自己也是。35歲時，我受邀去東海大學當美術系的創系主任，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擇。因為是創系，我很開心，但7年後我決定辭職，因為我忽然發現自己已經在體制裡。我的思考是：不能不進去體制，但生命力不能被削減到沒有。
這幾年我出版《孤獨六講》，沒想到是很多30歲左右的人在看。孤跟獨，本來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，但西方講“solitude”這個字，「孤獨」是因為「唯一」，裡面有自負的含意。個人尊重社群，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。
也因為這樣，你問我對「35而立」的詮釋是什麼？我覺得是回來做自己。35歲以後還不知道做自己是怎麼一回事，會很辛苦，你的榜樣永遠是別人。
兩種態度，找回生命力
首先，競爭最好的對象是自己。200米、400米的短跑，都是跟對手比，但長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賽，因為跑到最後是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，卻要跑出體能的極限。所謂成功，最後一定是在自己喜歡的領域中不斷長跑，像嚴長壽、郭台銘，都是跟自己競賽，不是跟別人比。他們是完成自己。
其次，我們一方面尊重體制，可是體制內每一個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。流失以後會造成體制的萎縮，它會愈來愈沒有創意。
週休二日你在做什麼？這兩天是讓你回來做自己，是累積生命力的開始。前幾年電影《練習曲》影響很大，有個科技公司的員工跟老闆說要辭職去環島，因為「有些事情現在不做，以後會後悔」。老闆問：「你需要幾天？」他說17天。老闆說，好，放你17天假。回來以後，他表現更好。我想企業中是容許這些對話的，體制中並不是沒有彈性。
我不擔心制度，卻擔心人在制度中的「無感性」，所以，還要找回你的感覺。你有多久沒聞過花香？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？或是喝得出這家咖啡跟別家不同，寧可繞路去買？有句話說「人不可無癖」，有幾樣怪癖，人會比較快樂，這表示你有所愛，有所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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